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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前,他20岁 西迁亲历者唐觉教授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
2017年12月29日 04:44:50 来源: 浙江在线 浙江在线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张凯凯

浙江新闻网 www.ohedp.com 浙江在线12月29日讯(浙江在线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张凯凯)1937年,为避战火,浙江大学走上一条漫长的“文军西征”路。

没想到的是,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,竟使竺可桢接手时的大学,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高等学府行列。

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,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、湄潭和永兴三地,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。后来他写道:在那里,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,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、苏步青教授,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、王淦昌教授,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。

李约瑟甚至断言:这就是东方的剑桥。

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、西迁办学80周年,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带队重走西迁办学之路,缅怀求是先贤,重温求是校训,深化校地合作,服务西迁办学地社会经济发展。

1937年9月,被浙江大学录取时,唐觉20岁。

80年后,当唐觉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辰时,浙江大学也迎来了西迁80周年的纪念日。

这位101岁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的老教授,不仅仅是西迁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,更是整个西迁历史的启封者,西迁精神的铭记者。

101岁老教授

是那段尘封记忆的开启者

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公寓楼1002室是唐觉的居室。推门而入,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。

玄关壁橱上陈列着几只蝴蝶标本,环绕着电视柜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纪的书刊,边角翻卷,书页泛褐,连用来捆扎的尼龙绳都已经老化。书堆最上方,一只风干了的松果安静地躺在灰尘里。

一摞摞报纸堆叠的沙发上,一位身着黑色羽绒服,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那里。

唐觉,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,全国第三批昆虫学博士点的建立者。出生于1917年2月的他,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。

那是1937年9月13日,他刚到浙江大学报到。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,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,战事日渐紧张。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决定,浙大一年级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上课,唐觉也在其列。

禅源寺设施简陋,人迹罕至。在这远离尘嚣的深山,师生间的关系反而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紧密了。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,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。导师的任务,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,还要是人生导师。

这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,首次出现导师制。

淞沪会战结束后,杭州沦陷已成定局,浙大开始了全校性的大迁移。从西天目山,到浙江建德、江西泰和、广西宜山等地,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。

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,正是这段时间,确定了“求是”的校训。“求是”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字,在宜山期间,竺可桢进一步深化求是的内涵。他认为,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,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,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。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,所谓求是,就是“冒百死,排万难,以求真知”。

1939年底,浙大第四次迁移,到达贵州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、湄潭及下属的永兴。

抗战胜利后,浙大师生于1946年结束西迁回到杭州。这段有着“文军长征”之称的西迁之路,曾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外人所知。正是唐觉,在浙大回归36年后的1982年秋天,重新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记忆。

唐觉告诉钱报记者,那年他到贵阳出差,借此机会重访故地湄潭。“当时接待我的是湄潭时任副县长洪星,很可惜,当时当地政府对那段历史完全不清楚。”

这次到访,让湄潭与浙大的缘分浮出水面。后来,在洪星、浙江大学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,1990年,湄潭“浙大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”建成对外开放。浙大“文军西征”的故事,才为外界所熟知。

一路西迁一路做学问

他的论文登上英国学术杂志

在唐觉的家中,钱江晚报记者看到了他1946年发表在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刊物上的英文论文《湄潭五倍子的分类》,已经泛褐的封面上,中国、贵州、湄潭的英文单词格外瞩目。

这篇论文,让唐觉很光荣:“抗日战争期间,国内关于昆虫研究的文章在英国的杂志上一共只刊登过两篇,这是其中一篇。”

作为中国昆虫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、中国五倍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,唐觉的专业所在,就是源于浙大西迁期间。

湄潭是中国五倍子的产地之一。五倍子又名“百虫仓”,顾名思义,在整一个瘤状的“果实”里,寄生着数不清的蚜虫。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上曾有记载:“五倍子味酸咸,能敛肺、止血化痰、止渴收汗。”除了药用价值以外,五倍子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和科研价值:其中内含的鞣酸可以作为蓝黑墨水的稳定剂,而从中提取的倍酸,更是曾经塑料工业和提炼半导体的重要原料,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天事业火箭燃料中的稳定剂。

自1942年在时任院长蔡邦华的指导下接下这个课题起,唐觉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上。“吃过早饭就出发,带上烧饼在山上待上一整天,直到天黑才回学校。”唐觉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遇上工作量大的时节,他们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。

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,中国只发现了两种五倍子,可在湄潭的短短几年里,唐觉将这个数字扩大到了九种。

早上一个番薯中午一碗青菜

日子虽苦却铭记一生

唐觉说,1937年,参加报到的两百多名浙大新生中,参与西迁的新生只有一半,而最终能够毕业的,则更加稀少。

“走有走的困难,留有留的危险”,浙大的教授在西迁前,对唐觉和同学们说的这句话,何尝不是对时局的感慨:天下之大,竟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。

迁校之初,竺可桢就确定了浙大尽量迁小城市甚至乡下的原则。一则,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;二则,能够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。但是,即便如此,浙大同样遭受了日机轰炸,如在宜山,大片校舍就被炸为瓦砾。此外,至于生活成本,随着浙大师生及家属上千人的迁入,以湄潭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为例,物价同样上涨厉害,师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箪食瓢饮。

早上一个番薯,中午两碗米饭,一碗青菜一碗豆腐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,短短几年时间,唐觉先后掌握了英、德、法三国语言,并通过旁听习得了日语、俄语和拉丁语。

所以,唐觉认为,西迁精神,就是不怕苦,并且,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,也要安心、用心地做科研。“我现在视力很不好,就跟当时用显微镜看了太多标本有关,那时没电,也没有电灯。”唐觉说,他们从做标本盒和标本橱开始,每天完成30个针插标本。长期的锻炼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。在缺乏载、盖玻片的条件下,他曾在同一盖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齐齐。

“浙大西迁史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,这段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,”唐觉说,“而活跃在这段历史里的每一个人,更应该被历史铭记。”

关上公寓的门前,钱江晚报记者又回望了一眼这个充满历史刻痕的房间。若是没有人倾听,没有人发掘,这能讲七天七夜的故事,这满屋子的历史,也许也会像大浪淘沙般,被淹没在时光的长河中吧。

标签: 浙江大学;求是;竺可桢 责任编辑: 杨静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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